一、渡海谋生：从晋江故土到竹堑荒原

　　清嘉庆四年(1799)，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永宁镇岑兜村(今属石狮市)的李尚滩、李尚枫、李尚鎏三兄弟，迫于家境贫寒，毅然跨越海峡赴台谋生。彼时，两岸台米对渡贸易蓬勃兴盛，大批闽地百姓东渡台湾，谋求生存发展的机遇。

　　三兄弟抵达台湾后落脚竹堑，也就是今日的新竹。初到异乡，他们受雇商行、靠出卖劳力度日。排行第三的李尚鎏，又名李锡金，字义锺，号谦光，十七岁便辞别故土，在台湾辛苦劳作、颠沛求生。双亲离世之后，因远隔海峡无法回乡祭扫，他含泪恳请雇主预支五年佣金，赶回大陆修缮先人坟茔。这份至诚孝行，深受东家敬重，也成为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底色。

　　二、创立商号：米糖贸易与 “耕商为业”

　　历经数年打拼积累，嘉庆十一年(1806)，李氏三兄弟在竹堑城北门街创办商号李陵茂，主营大米贸易，正式开启家族的商业历程。李锡金从受雇伙计逐步自立，先开设杂货小店，继而经营 “九八行” 货栈：客商将货物寄存行内，商号抽取货物价值百分之二作为佣金，客商提货时仅可取得货物总值的百分之九十八，“九八行” 也由此得名。

　　李陵茂形成极具特色的耕商为业经营模式：一面开展米、糖跨岸商贸，一面将商业收益大量投入土地购置，深度参与竹堑地方开垦，构建起 “以商控农” 的资本运作体系。创业早期，家族购置的田产多分布于竹北一堡至客雅溪一带的成熟租田;随着实力不断壮大，产业逐步拓展至埔族保留区、隘垦拓垦区。至清末，李氏已是中兴庄、四份仔庄的头号地主，牢牢掌控当地农产品的生产、收购、运输与销售全链条。

　　三、郊商鼎盛：复式族系资本的扩张

　　李陵茂的经营不拘泥于独资开店，还广泛通过合股方式扩大商业版图。据族谱记载，嘉庆年间，李锡金便与铜锣乡李腾桂合作，在猫里街合伙开设 “万兴号” 商号。同治七年(1868)，李陵茂联合陈振和、王和利等多家竹堑本地郊商，共同雇船向大陆输出米、糖商品，彼时商号已经掌握竹堑米、糖、苎麻、蓝靛等重要物产的产销，跻身当地实力顶尖的郊商行列。

　　官方史料同样印证李陵茂的社会地位。《新竹县制度考》记载，同治十年(1871)，淡水厅指定郑恒利、李陵茂等六家绅商，轮流接管城工店租，租金专用于新竹城墙修缮维护，李陵茂被官府委任为地方公共事务绅董，是家族商业实力与社会声望的双重证明。

　　经过几代人的接续耕耘，李陵茂成为全家族共有的百年商号。后代子孙衍生出李量记、李森记、李祥记、李荣记、李赤记、李振记、李亨记等数十个分支商号与家号，发展出规模庞大的复式族系资本，在清末新竹地方社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。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至今保存 70 件李陵茂商号的清代完税执照，时间集中在光绪十四年(1888)至光绪二十年(1894)，是研究该家族土地经营最直接的实物物证。

　　四、士绅化转型：孝义传家，两岸留痕

　　财富增长之后，李氏家族积极通过科举应试、捐纳、军功等路径向士绅阶层转变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)，李锡丹之子李联芬考中举人，是李陵茂家族渡台之后第一位举人。统计显示，自嘉庆四年渡台到光绪二十一年，家族先后 7 人中举、20 人获捐纳官职，士绅规模在新竹位居前三。

　　李锡金本人并未出仕，却以孝行和公益义举闻名闽台。咸丰三年(1853)，艋舺发生漳泉移民分类械斗，局势动荡，李锡金挺身而出奔走斡旋，劝解各方化解冲突，阻止动乱进一步蔓延。遇荒年粮荒，他捐资开设平粜，救济受灾百姓。他将少年渡台谋生时挑货的扁担、绳索悬挂厅堂，以此警示子孙不忘苦难本源、恪守勤俭家风。

　　身在台湾，李锡金始终心系祖籍故土。道光年间返乡，见到银江李氏宗祠残破失修，他独自出资完成宗祠重修;又划出部分家产作为宗族公产，资助族内年满二十五岁的青年完婚，这项福利制度一直延续至抗战时期。

　　同治四年(1865)，李锡金于新竹辞世，享年八十余岁。光绪六年(1880)，福建巡抚上奏朝廷，为其申报旌表，李锡金得以入祀孝悌祠;光绪八年(1882)，朝廷在新竹北门外楠仔庄敕建李锡金孝子坊。牌坊通体采用泉州白石构筑，也是如今台湾仅存的一座清代官方旌表孝子坊，成为闽台文化血脉相连的物质见证。

　　五、结语

　　从嘉庆四年李氏三兄弟跨海赴台，到清末成为新竹望族，李陵茂家族以耕商并举的道路，由米糖贸易起家，广置田产，掌控地方物产流通，完成从移民劳动者到地方士绅大族的蜕变。它既是清代闽台郊商发展的典型缩影，更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脉络：家族成员往返海峡两岸，修宗祠、兴公益，坚守中华传统伦理与宗族文化。正如相关研究指出，李陵茂不只是一处商业字号，深厚的中华文化认同，正是这个家族跨越百年得以绵延不息的内在根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