淮安城西北运河之滨的河下古镇，巷陌交错、烟火绵延。古镇之中有一条绳巷，因明末自山西迁来的李氏盐商家族声名远扬，这便是后世所称的绳巷李家，亦即襄陵李家。

　　李氏祖籍山西襄陵，明末以盐业起家迁居淮安，世代经营两淮盐务。家族子弟世居绳巷，故而被当地人唤作绳巷李家。李开先便是这个家族转型关键时期的代表人物，他成长于运河两岸浓厚的盐商环境之中，亲眼见证家族依托盐业兴起，也饱尝盐商家业起落浮沉的甘苦。

　　明清两淮盐业执掌天下财赋，盐商群体却并非尽是风光无限。盐引发放、盐场核验、货物转运销售，处处受制于官府政令与官吏好恶。时至李开先执掌家业之时，盐商经营愈发举步维艰。当时淮南盐引销路通畅，而淮北多处引岸地处偏远，私盐泛滥，官盐滞销，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 “滞岸”。官府为保障盐课税收，推行 “佥商认引” 制度，常常将销路疲弱的滞岸，强行摊派给资本尚可的盐商，李家在淮安虽根基深厚，亦难逃摊派的压力。

　　一日，两淮盐运使司票帖送达李家，责令李家认领淮北数处滞岸盐引。此事于李开先而言进退维谷：认领滞岸，就要背负沉重经营压力，甚至有倾家荡产之虞;如若拒不认领，则是违抗官府指令，李家世代赖以立足淮安的商籍身份便岌岌可危。李开先召集族中长辈共商对策，众人皆束手无策。沉思良久，李开先慨然言道：“盐法如棋，一味固守，难有生路。滞岸虽疲，未必全无转圜。关键在‘运’与‘销’二字。”

　　他没有一味诉苦推诿，而是亲赴淮北实地踏勘调研，归来后写成详尽条陈，呈递盐运使司。条陈直指滞岸困局根源：沿途关卡林立，转运成本居高不下，官盐售价抬升，无力与私盐竞争。他向官府提议，若能允许滞岸施行 “减价快销” 的经营办法，适度减免盐引课税，李家愿意率先认领部分滞岸，同时联合其他盐商共担经营风险。这份条陈有理有据，既体现盐商的担当，又切中盐务积弊。盐运使反复权衡之后，准许李家试行这套方案。

　　此后，李开先一边在淮安料理盐引批验事务，一边统筹调度运盐舟船、役夫，竭力压缩转运损耗。身处官、商夹缝之间，他深知盐商行事如履薄冰，既要应对盐政制度的频繁变动，又要提防同行之间的倾轧排挤。因此他处世秉持 “以和为贵”，常在同业之间斡旋调解，颇有山西盐商先贤杨继美处事之风。

　　数年苦心经营，李开先凭借审慎筹谋与灵活变通，稳住了李家盐业生意，也在河下一众盐商之中赢得名望。但望着运河之上往来不绝的盐船，他内心时常生出心力交瘁之感。盐业经营高度依附官府，仰仗朝廷政令，一场大水灾、一纸新政令，都足以让殷实盐商家业顷刻倾覆。

　　待家族盐业局势稍稍安定，李开先便与族中子弟商议，重拾祖籍山西耕读传家的旧传统，延聘良师，督促后辈潜心读书治学。绳巷李氏的子弟，自此渐渐从盐场走向科场。这一抉择，成为家族命运的转折点。

　　这份耕读的苦心，终于在顺治年间开花结果。李开先之子李时谦，与侄儿李时震，于顺治十八年(1661 年)同榜考中进士;李时谦之弟李时晋亦考中举人。一门兄弟三人科场接连告捷，“兄弟同榜” 成为淮安士林广为传颂的佳话，成就 “兄弟三科甲” 的美谈。大儒汤斌有感李氏由商入儒的蜕变，题写 “科甲蝉联” 匾额，高悬于绳巷李宅，褒扬这份家族荣光。

　　李时谦历任推官、知县，后升任监察御史，刚正不阿、敢于直谏，是康熙朝有名的御史。他曾上奏请求暂停当年秋决、体恤刑狱，又上疏谋划淮扬下河水利;奉命巡视河东盐政期间，奏请免除加征割没各项苛税，切实减轻盐商与百姓负担。后来调任陕西督粮道，整肃仓储积弊，革除粮务陋规，终因积劳成疾，卒于任上。官吏前往吊唁，唯见庭院蓬蒿丛生，竟无置办棺椁的财物，众人纷纷捐金，才助其归葬淮安。

　　其弟李时震心性淡泊，担任内阁中书舍人仅两年，便上书请求归乡奉养父母。他于小绳巷宅旁营建 “且园”，园中筑颐堂、玉立山房、桂白亭、养拙楼、云岫阁，作为双亲颐养天年之所。守孝期满后补官无望，他再次辞官归家，闭门教导子弟，寄情诗文，著有诗集《去来吟》。李时谦亦在大绳巷修筑耕岚阁，作为家族读书治学之地。耕岚阁的书声、且园的亭台，成为河下古镇一道独特风景。绳巷李家就此完成从盐商世家向科举望族的华丽转型。

　　李开先的人生抉择，正是明清两淮盐商群体的时代缩影。身处时代浪潮之下，无数盐商在商业困境中苦苦挣扎，将家族希望寄托于读书入仕。当盐业利润日渐微薄，经商之路步步荆棘，读书向学，便成为盐商家族保全门户、博取社会声望的长远出路。于绳巷李家而言，诗书科名，才是守护家族绵延不绝的真正 “长远盐引”。